父親的“輝煌”

       帝力于我何

我的父親生于1912年，與民國同年誕生。新中國建立前，我家是貧苦農民，祖上留下的土地少，種地不足以生存養(yǎng)家糊口。爺爺就帶著父親到鎮(zhèn)平縣賈宋街租房做小生意過活，勉強混碗飯吃。在賈宋做生意大概不到十年，沒掙到錢，就是顧個嘴。還好，新中國建立了，從商界說，父親就是個做小買賣的商販，連個小業(yè)主也攤不上；從農村看，我家地很少，那個時候要劃成分，農民根據占有土地多少，劃分成地主、富農、中農、貪下中農幾個等級。地主、富農是階級敵人，是專政管制斗爭的對象。我們家自然是貧農，是國家政權的依靠對象。

要分地了，爺爺已經去世，父親托家?guī)Э诨氐嚼霞?，分了幾畝田地，就以種地為生了。父親在外做生意，識得字。記得過年的時候，父親也會拿起毛筆寫幾條“小心燈火”“新春出門大吉大利”的小條幅貼到墻上。那時候過年貼對聯都是村里的識字人義務寫的，沒見過父親動手寫過對聯，可能是他識字不多，字也寫得不好，沒人請他寫對聯，但是，在農村，父親也是村子里屈指可數的幾個識字人。

父親是個熱心腸的人，好朋友，愛結交，熱心參與鄰里之間事務，愛管閑事。1956年，走集體化道路，成立農民初級合作社，不知道是怎么弄的，還是父親毛遂自薦，父親成了合作社社長?；蛟S是，父親在外多年做生意，經多見廣，又識幾個字，更重要的是為人熱情，又正值盛年，鄉(xiāng)親們推舉的、或是上級工作組看父親也是個“人才”任命的。還有一條重要原因，新政權建立，革舊歷新，損益并在，很多“聰明”人，膽小怕事，怕引火燒身，不敢出頭。父親是個頭腦單純不會圓滑事故的人，他不會考慮太多，他想的就是為大家做事而已。做了社長，也就是農村干部了，父親忙了起來。

一個新政權的建立，百廢待興，上邊一道道政令頒布，要推行落實。我常常見父親在村子中間的空地上召開社員（從那時開始，農民都稱為社員了）大會，父親站在中間的高地上高聲講話，我聽不懂說些什么，記得父親說的最多的就是“一定要照章辦事”。在這個叫“東方紅”合作社里，父親是一社之長，父親“輝煌”了。那時候，干部這個詞剛引入中國，農村識字人奇缺，也不懂“干部”是啥意思，反正是官吧，就如舊社會的保長、族長吧。舊社會當保長、族長的都很霸道牛氣，父親這社長沒怎么霸道，但是，父親的一言一行也很“干部”了，因為村里的事情，他說了算。

在我幼小的記憶里，那時候就是會議多，父親似乎一年頭都是在開會。父親不停的到上邊縣里鄉(xiāng)里參加會議，回來了就是傳達落實會議精神，說的是官話，打的是官腔，都是“照章辦事”。找父親說事辦事的人也多起來，有辦公事正事的；也有為家長里短找父親評理的?？h里來了工作組，也在我們家吃飯、指導工作，我們家成了“官府衙門”。

記得有一回，一個縣里來的工作隊干部是騎著自行車來的，那個時候能騎輛自行車，比現在開著低檔小轎車都光彩，自行車扎在我家門口，引來不少人觀看，同時顯示的也是父親的重要地位。父親本來就愛結交朋友，這時的三朋四友格外有意套近乎。有來我家修鍋臺的、有來我家?guī)兔ψ鲛r活的、有順便捎帶給我們買點東西的。總之，一天到晚都有人來找父親，能跟父親說上話的人，覺得很有面子。比如有人說，社長忙，托我給他家?guī)О}。說這話，流露出來的是與社長的不一般的關系，是父親的近人，當然自己身價也提升了。

夏天，有社里瓜地看瓜人趁黑給我家送來成筐的瓜果，也不說什么就走了。心照不宣，集體化了，一切都是大家的，給社長送一筐瓜，也不心疼?？垂线@活，活輕松，自己能無限量地吃，連家人親朋也能跟著吃，權大著呢，誰也不想丟手這美事，給社長送瓜果，想的是社長別把這活指派給別人。

父親忙于社里的事，家里的事都落到母親頭上，母親顧不過來。那時的穿的衣服鞋子都是家庭婦女手工一針一紅線做的，做一雙鞋要費很多天功夫。母親是那種“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她不因“夫榮妻貴”，從不顯擺，從不求人，自己的事情累死累活也要自己做。常常是天氣漸冷了，我們的棉衣還沒有著落，母親還在沒黑沒明的紡線織布，為我們準備棉衣。我們弟兄三人頑皮，穿鞋也費，常常是母親做不出來鞋，我們老穿著露著腳指頭的爛鞋子。這時候，就有人悄悄地給我們送小孩鞋子讓我們穿。那時我很好奇，為啥要給我們送鞋子呢？是他們穿不完吧。父親忙到夜半回家是常有的事。有時候回來了還跟著幾個人，來說一會兒事兒就走了。我最高興的是，父親帶著幾個人來家說事兒，還帶回來一大塊肉，放到鍋里，架上木柴煮，咕咕嘟嘟肉煮熟了，滿屋子香噴噴的，引誘得我也睡不下。事兒說完了，幾個人就圍著鍋臺吃肉喝湯，這時候父親會往我被窩塞過來一塊骨頭讓我也啃吃，真香。小時候的記憶，以后，我對啃骨頭很有興趣。

也有來者不善的。新社會了，法律規(guī)定男女婚姻自由。有一家養(yǎng)了個童養(yǎng)媳，人長大了，不愿與這家兒子成婚，跑出來和另一青年要求結婚，父親同意社里出證明讓這對青年結婚。于是，這家人找到父親吵鬧，罵罵咧咧的，幾乎要動手。父親說，這是法律規(guī)定，都要遵守。養(yǎng)童養(yǎng)媳家的一個大家族因為童養(yǎng)媳跑了，惱羞成怒，全體起漫鬧得不可開交，因為有國法規(guī)定，他們不占理，最后無可奈何，不得不放手，也無法記恨于父親。

父親做事，如他說的，就是照章辦事。1957年反右斗爭，開始是大鳴大放大字報，鼓勵給黨和政府提意見。在村中央的一堵墻上，貼滿了大字報，說些烏七八糟的事。那時我上了小學一年級識得幾個字，就跑去看，記得最清楚的是一段順口溜，“快板一打響叮當，東方紅社里遭了殃，會計是個老陰頭，保管是個老奸商……”。沒有看到提父親意見的大字報。集體化了，財產交到一起存放，會計、保管是實權人物，他們肯定會貪占，引起群眾不滿?？磥磉@人性的弱點，給了機會，就會去貪。

也有例外，父親就是“照章辦事”的人，不會去貪占，從土改分田分房，父親都是主持人，我家也有條件有機會分得地主老財的一間兩間瓦房，可是，父親把房子分給了那多窮人，我們家還是住在多年失修的兩間爛草房里。從初級社到高級社，再到“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父親一直是村官，職務也不斷變動。

1958年人民公社化運動，農民集體吃食堂飯，集體勞動，傳統的家庭養(yǎng)豬也辦成了集體養(yǎng)豬場，父親有一段時間是在公社養(yǎng)豬場當場長。這時候，農業(yè)生產急劇走下坡路，地里長不出來糧食，人們開始吃不飽飯，記得父親還把養(yǎng)豬場的死豬娃拿回來讓我們煮吃，緩解一下饑餓。不顧生產力發(fā)展的程度，盲目冒進，“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辦不下去，社辦的這場那廠辦不下去。農村生產改為隊為基礎三級所有，父親回到村里，任生產大隊支部書記，處理大隊事務，這個時間似乎不長，父親就退了下來。

父親為“官”后來的幾年是做生產隊隊長。父親從年輕時就跟著爺爺做生意，對種莊稼是外行，各種農具他都不會使用，讓他做生產隊長，計劃布置生產是不適宜的，他肯定不能領導好一個生產隊，社員們對他會有意見。到1964年開展“四清運動”，有幾個調皮搗蛋的、平時出工不想出力的混混，還有家族派系的一干人別有用心，咬著父親多占了工分。在四清工作隊主持的揭發(fā)父親“多占”，會上，幾個鄉(xiāng)村賴皮沒臉沒面地圍攻誣陷父親，父親想不到這些平日里獻媚討好的混混，原來有這副嘴臉。令父親傷心的是，從解決初斗地主分田地、“三反五反”運動、“反右”斗爭、“拔釘子”運動，父親主政村里，沒有主持斗爭過一個人，此時自己卻站在了被斗爭的位置上。父親氣極敗壞地與之爭辯，不承認有什么多占。上級派來的四清工作隊，也都是城市低層干部抽調人員，也不懂農村的瑣事，糊涂判事，好象清不出問題就沒有工作成績。

這時，我已在城里讀中學，在鄉(xiāng)村也是、個“人物”，周日回來，四清工作組還專門找我談話，就是“劃清界線”一類的話，中學生少年也不懂這是搞的什么運動，一句話沒說。清來清去，誣說父親多占了多少工分，算起來才值20多塊錢，以此為由罷免了父親的隊長職務，還得退賠。父親也老了，也不想干了。其實，這哪里說得上是多占？父親做了十多年村官，為這個新政權的基層建立鞏固，執(zhí)行的都是上級指示，處理過多少風險艱難的事情，付出的額外勞動遠遠多出千倍百倍的所謂“多占”。退賠一事，我一直耿耿于懷，憤憤不平。

記得是這樣處理的，我們一家五口人，住著四間爛草房，一間做灶房，一間正屋，五口人窩在兩間小房子里，本來就很擠卡，讓我們騰空兩間房子做抵押退賠。這一年，母親又生下妹妹，我們有六口人了，逼我們一家六口人擠到兩間房子里住，擠不下，母親在灶臺前搭床睡在那里。學校放假我從市里回來，只好寄居他家。

父親為村里操勞十多年，農村基層組織平穩(wěn)了，國家平穩(wěn)了，農民實現了“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贝藭r父親卻無容身之處，悲摧呀。這時，哥哥已經成人參加勞動，一家三個勞動力，掙工分退賠。好象是過了一年，被押下兩間房子又還給了我們。又過幾年，上邊給父親平反了，“多占”不提，退賠倒是真的?；叵脒@事，我想到殘忍二字?！半A級斗爭為綱”的年代，與人斗其樂無窮，什么邏輯。祖輩生活在一起的本家鄉(xiāng)親，撕破臉皮，斗起來毫無情面。把我們一家人趕到兩間房子里，難道都笑了，高興了？這個古老的國度，千百年教化的都是積福行善、與人為善、以和為貴，這人性怎么突然變態(tài)這樣冷酷？交惡為榮，落井下石，六親不認。以后離開家鄉(xiāng)，再也不去留戀，與少年時代悲涼的記憶有關。

父親老了，終于結束了“干部”生涯，隨大流做農活，再不去參與村里的事務。父親這樣一個貧苦單純的農民，做過小商販，在這個社會大變革時期，憑一股熱情，參與見證了這一歷史進程，對于他，也算人生的一段“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