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層社會里，文學批評肯定也是被等級化的，這個似乎不用太多論據(jù)來證明，大家應該心知肚明。經濟社會所培養(yǎng)的發(fā)展主義，肇始于商品社會和市場經濟的成型，這是長話。往簡單里說，發(fā)展主義其實是和強勢話語貼得很緊的一種世界觀、人生觀。不見得每一根毛細血管都賁張，但曲里拐彎中，每一根毛細血管一定都仿佛是充血的。應該說，這種力量早已成為主流文學及其批評發(fā)展的驅動力了，只不過，起初總還是有藏有掖。等到暴露得比較徹底之時，他們一定率先嗅到了支持層化合理化氛圍的到來。因為對于社會，觀察其層化現(xiàn)實，首先得從資源的占有者入手，底層反而不是風向標。在階層版圖上，看起來充滿道德優(yōu)越感的底層，正因其事實上可以忽略，人們才愿意給他們一些看似慷慨的話語。如果反過來，理論上就沒有必要再無休止糾纏。這一現(xiàn)象看似荒謬，實質卻堅硬存在于人們的經驗中。

     文學批評的發(fā)展主義導致的層化現(xiàn)象，并沒有社會分層和經濟發(fā)展主義那么直接，這首先因為決策者不可能都是文學天才，有源源不斷的產品被生產出來供人們學習、拜讀，其發(fā)展主義只能通過他人來彰顯。這個過程同樣曲徑通幽，既極盡文雅，又極盡粗暴；既極盡情懷，又極盡冷漠?？傊?，明明是等級化的遴選，卻又偏偏從底層的角度來論證和完成，一切符合文學該有的委婉與動聽。

      那么，一個被批評權力層擠壓到邊緣的打醬油者能否對這一高雅行當發(fā)表點看法呢？我想，應該能。就像看一臺戲，臺上的熱火朝天抑或蹩腳湊合，總得有臺下觀眾的喝彩或者倒掌，效果才能得以直接折射。否則，要么是白癡，要么是真的臉皮厚，二者必居其一。現(xiàn)在想想，筆者曾以《有“恥感”是文學批評的底線》（《文學自由談》2022年第1期）為題所提建議，應該有所修正才適應新的形勢。因為有無恥感，僅僅是私德問題，基本波及不到公共話語的文學批評。最簡單的一個例子是，期刊作品理當是文學生產線上的流水線產品。不管這樣的產品日產多少、月產多少、年產多少，在文學批評眼里，它們都是當下文學史的當然內容，應該以文學批評所知經典態(tài)度面對。那么，用什么大詞，啟動什么大概念，乃至說得前無古人后無來者，對于文學批評來說，的確與私德無關。不但無關，僅從認知而言，可能還是佐證文學批評繁榮發(fā)展的有力實例。這既是中國式認知論、進步論邏輯，同時更是中國式私德與公德合二為一的傳統(tǒng)使然。所謂“同情之理解”“知人論世”，就是這個道理。最起碼，可以有效避免“厚古薄今”“崇洋媚外”“厚此薄彼”。畢竟，干干凈凈、純粹果斷，不帶有任何對比參照的成績，在他們看來才更有資格代表進步的無可置辯。

     我所知的文學批評，究其實質，應該踐行的就是這一條鐵律。即是說，只有把“恥感”的問題，轉換為要達到預期目標可以不考慮私德才能成立，這里面自然包含不計個人得失而為了什么的獻身精神，抑或不管社會思潮作何涌動，只要是“堅守”自己認定——多數(shù)則實為只能如此勉為其難堅持的“文學觀”，也必然在表彰范圍?！熬瘛焙汀皥允亍本统闪酥袊膶W批評，至少是當前文學批評能明確感知到的一個堅硬存在。圍繞這兩點而展開的實證分析，也才能得到廣泛認可，自然也是標志文學批評實績的兩個核心。當然，這兩個核心最終還是在為一個理念而奔忙而服務。中國文學批評一直不忘講“精神”，譬如理想主義精神，人道主義精神，現(xiàn)實主義精神，現(xiàn)代主義精神，批判精神等。說到底，諸多精神背后的統(tǒng)攝性精神，其實就是“發(fā)展”的精神，準確說，是證明如何發(fā)展了的精神。這“如何”不是方法論，按照中國文學批評的慣性，是主體性。繞一大圈，離不開談人，這即是中國文學批評的精華所在。在這個意義，就好理解文學批評中集體暴露的一些普遍性現(xiàn)象了。財政出資辦文學期刊，單位聘請資深專家論證、審定一批精神產品，各級獎項獎掖精品力作，目的就是以國家代言人的姿態(tài)代言什么是文學的發(fā)展這個樸素道理。批評家的產品就內在于這個出版?zhèn)髅搅鞒讨?，只要被授權能被讀者看到，就不可能外在于這個發(fā)展的體系之外。

      有了這樣一個基本背景，討論文學批評，如果還糾纏于所評作品太“新”，以至于為未曾經歷起碼的閱讀檢驗而懊惱，或者還糾結于所闡釋對象是哥兒們弟兄飯后茶余憂國憂民的附屬品而倍感輕佻，肯定是一種思維錯位。這兩項東西，除了是文學批評的當然工作對象之外，更重要的在于這兩項東西本身所代表的符號象征意義。經常閱讀文學批評文本的讀者大概都有一個差不多的印象，所謂“新”，在它標志新出產這個本意外，真正的象征性內涵其實是，它是批評家闡釋其“新”理解、“新”意蘊的絕佳載體。作家寫作過程中是否真植入了“新”元素，或者“新”元素究竟占比較多還是舊素材較多，倒在其次。至于哥兒們弟兄之間的拍拍打打，評者與被評者之間的親密關系，索性說是對文學資源的一種巧妙分享，鬼才相信一部鉛墨尚未干盡的作品是“經典”呢！除非作家中真有什么百年不遇的天才。在這一塊，與其說恩格斯意義的文學理論典型論在文學批評中褪去了昔日光環(huán)，不如說其典型論精髓早已轉換成了“經典”作家誕生論或突出論了。悉心觀察近年來的文壇，這一點秘密就不難被發(fā)現(xiàn)。如果某個作家被預定為下一屆什么大獎的候選人，在備選檔期，某人作品一定會經歷一個遍地開花的發(fā)表“井噴”過程，然后是頻頻舉辦高檔次高規(guī)格高人參與的研討會，緊隨其后的不用多說，便是一幫批評跟班的批評文章應運而生。我不愿把這個現(xiàn)象叫“造勢”的原因是，“造勢”還多少帶有那么一點朝中無人的盲目性，而此種打造則從開始就帶著明確而果決的量身定制屬性。其突出表現(xiàn)是能恰如其分利用文學批評的話語構造和價值模式行事，能讓文學批評自能其事地去說話。就是說，在作家誕生論或突出論的生產流程中，這個時代幾乎所有文學應當首先關注的話題和概念，都會被自然而然組織進批評結構的邏輯鏈條中去，進而使其成為一批作品中的“珠穆朗瑪峰”。在《流動的社會》一書中，鮑曼把知識技術主義帶節(jié)奏的現(xiàn)象，稱之為專家主宰的世界。幾年前，我曾借用這一視野分析過文學批評的分層現(xiàn)象，但那時并未自覺意識到專家主宰，有一天會真的成為改變文學批評本質屬性的地步。現(xiàn)在看來，它不但成功改變了批評方向，而且還進一步篡改了批評本身。

      至于文學“專家”，是不是像近年來網上網下揶揄的“磚家”那樣，只憑政治立場和商業(yè)利益發(fā)表對專業(yè)的看法，那就不得而知了，我也不愿如此往更差處想問題。當然，退一步說，即使因著文學本身便是修辭術的集大成者，如此“遴選”很可能隱藏了更多垃圾，最壞的后果，那也不至于貽誤生命乃至導致財產蒙受多么致命損失。文學建構的是一種可能性生活，大不了可能性沒有多少可能而已。不過，這也夠陰毒的。一旦“經典化”意識形態(tài)形成，被動的讀者恐怕很難從思維定勢中撤出，到那時，人們所認同的經典就不再是深入介入現(xiàn)實結構和文化程式的思想敘事，而是本雅明所謂機械復制時代的贗品。如果按照鮑曼《流動的社會》里的另一觀點，專家主宰的世界更容易變成庸人世界來說，文學“專家”所裁決的文學經典，勢必更難擺脫庸人標準。因為所謂庸人世界，在鮑曼的意義上，究其實質指的是政治動物的世界。那么，除了政治正確，剩下的能對標對表經典的似乎只剩下真正的經典曾有的情節(jié)、細節(jié)和人物形象了。倘若世界上沒有兩片一模一樣的樹葉是個真命題，顯然，某某某第二肯定是偽命題，像某某某充其量是準偽命題，按照某某某或像某某某的品相組裝的若干條款，應該接近笑話了。這還只是就對比作品符合起碼的時間差、時代差來說，更遑論時人給時人作品下結論了。

      僅此一端，文學批評所顯示出的“智慧”和“機智”，就值得我輩好好望洋興嘆一番，打死你也不會相信如此聰明的文學批評，發(fā)現(xiàn)不了這個時代真正需要怎樣的批評形式？不明白這個時代真正需要的文學樣態(tài)？當然，任何事情都不能一棒子打死，例外不是沒有。只是此例外抑或看走眼之處是，久而久之，難免入戲太深。固化在“發(fā)展主義”獲獎候補作家階層，忽忽悠悠，一葉障目，也就不再怎么在乎網民或真讀者的民意罷了。即使如此，如此運作的邏輯并無什么破綻，因為讀者只讀經典都未必有足夠時間，這是他們相當篤定，并且相當有把握如此做的強悍邏輯支撐。那么，沖著“經典”品相而去的一系列一條龍服務還能有多大問題呢？反正閱讀早已成了一項被動的文化事業(yè)，塞給什么并不重要，也沒人真正上心。真正重要和真正上心的，是誰塞的，以什么方式塞的，全仰賴以權威名義傳輸?shù)摹暗皿w”二字。

      唯名論打的正是這一張牌，背后的消費邏輯正在于，他們掌握了自媒體時代文學閱讀乃至一切紙質閱讀的軟肋。知道沒有多少人撇下手頭要緊的活兒，去閱讀什么“無用之學”?；蛘?，即使文學圈內的?？图跋霐D進該圈的傻瓜，也不都是為著表達精神困惑和價值輸出，很有可能多半懷揣不可告人的秘密，像玩抖音、小視頻、公眾號一樣，通過文學形式刷刷存在感而已。這樣的語境，對于文學，實在更適合別人喂著吃，而不是主動挑選好吃的。如此一來，“專家”主宰的文學，便成了人們實際閱讀的文學，“正確”的“發(fā)展主義”方向之外的文學，事實上僅是該主義文學的陪襯。其結局有兩種，一種是慢慢進化到符合“發(fā)展”的風格并等待征用；另一種是出無數(shù)書、發(fā)無數(shù)作品，持續(xù)表達著“綠葉”對“紅花”的深情眷顧。

      這里，我不妨多延展幾句。首先申明，我并未做過大數(shù)據(jù)分析，并不能準確統(tǒng)計和定位當前這類文學批評的關鍵詞。然而憑借大致目測，便發(fā)現(xiàn)“經典化”的論斷后面，蟄伏著的一系列指涉，并非論評對象與現(xiàn)實社會的深入互動，也并非論評對象與當前時代的積極溝通。一言以蔽之，折騰半天，其哲學之邈遠，其用詞之宏富，其形容之繁復，其描述之錯綜，其判斷之曖昧，實際是對“大”的取消，基本指向某種抽象的卻又好像是具體的人的內心。我不知道把文學收縮到“心學”，是不是集體領受了王陽明的教誨或暗示，但如果有興趣，對照《傳習錄》，套用郭德綱相聲段子，從兩個此類批評家中，揪出來一個判他為“心學大師”，肯定不算冤枉。

      話說到這份兒上，會意的讀者估計不難推知，其實這類文學批評家無論仰觀天空還是俯視曠野，無論體察草木還是諦聽蟲魚，其天才般隱喻之下的文學實質，并非心靈的廣闊和精神的遼遠，是小“大”且虛“小”，虛“實”且空“有”的空洞的能指。說是浪漫主義，卻不知為何而浪漫；說是現(xiàn)實主義，卻不知所指現(xiàn)實在哪個坐標；說是現(xiàn)代主義，更不知是什么價值羈絆人以及人何以遭此困窘。說是現(xiàn)代性，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只知人內心是“柔軟”和“美好”的寄存，但不知這柔軟和美好是被誰強行毀棄和破壞的；說是后現(xiàn)代性，可一系列“后學”特征又不明顯，即是說現(xiàn)代性理性都無以建立，顛覆理性霸權不是更荒謬嗎？唯一確知的是貌似“打通”古今中外的“人心”，不管長袍馬褂，還是西裝革履，最終回歸的總還是雙腳著地的人，以及人的內心修煉。

      問題是，這真是一個很合適心靜如水地坐下來，效仿林妹妹的模樣，自顧自醉心于月缺花殘黯然神傷的時代嗎？

      當然，文學批評的“發(fā)展主義”既是一個連續(xù)性，“學術”層面的知識梳理非但不可或缺，而且總是那么后繼有人?！笆吣晡膶W”在這時候就會充當精神傳統(tǒng)，成為人們拉出拉進比較的一個當然范本。我記得復旦大學的郜元寶教授有多篇類似文章談過這個問題，他把之所以只能看見“十七年文學”這一唯一經驗的文學批評，歸結為“乃師”的耳提面命所致。當時讀郜教授文章，還頗覺尖刻?，F(xiàn)在重溫，細細品味，不能不為他的睿智而叫好。人類習得經驗乃至于成為自己腦組織之有機部分，最重要的幾個階段，無非童年記憶、高中題海戰(zhàn)和大學乃至碩博專業(yè)儲備。這三個階段中的重要片斷，甚至到了耄耋之年做回憶，恐怕仍銘記在心無法忘懷，這是我讀無數(shù)學者、作家的從學從文文本留下的印象?？磥?，郜氏批評家早已深得其中奧妙。他沒有把新銳批評家的“左”元素，上溯到“西馬”或“中馬”那里去。在他看來根本不存在那種子虛烏有的東西——再說，消化、轉化那種哲學，還需要大容量的大腦和長期雙腳插入泥土的肉身體悟。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在他們抬腳入門的那一天起，就遭遇了人生的第一次正規(guī)文學啟蒙，它們是“十七年”這一段“當代文學”的文本細讀式學習和積累。郜氏批評家這一發(fā)現(xiàn)，可謂切中當前數(shù)量最多、最有潛力的中國文學批評知識和價值源頭的要害，實在深刻。

      順著郜氏批評家的思路，不難判斷當今新銳文學批評家為什么更愿意從“真誠”和“真實性”的角度，指陳當下蕓蕓眾生所產無數(shù)無名文學的“虛偽”和“虛假”了。因為“十七年文學”的“真誠”，建立在某種絕對忠誠之上，“十七年文學”的“真實性”，建立在一五一十圖解具體政策的基礎之上。正是文本細讀使他們看到了這一點，而文本細讀又是“乃學”使其成為在當代文學場域指點江山的不二方法論利器，非發(fā)展主義文學也就長期充當著批評的反面論據(jù)。

      這使得當前文學批評，看起來異常繁復以致于知識無限增長，然定睛仔細解剖，則實多為書評的原因之所在。因為他們信賴的“發(fā)展主義”，要獲得絕對發(fā)展，必然需要有個恰當?shù)倪吔绫Ｕ稀Ｎ谋炯氉x，或者慧能的“原本無一物”，德里達的“文本之外空無一物”，所起關鍵性作用，就是避免比較和參照對發(fā)展邏輯或體系的致命瓦解。

      行文至此，從內心而言，我想由衷地說聲洗洗睡吧，但文學批評的發(fā)展主義，和別的行業(yè)的發(fā)展主義并無本質不同，猶如車上了高速，發(fā)展是硬道理，豈是說停就能停下來的，更何況方向盤掌握在他們手里。                                                             2023.02.12銀川

      牛學智，寧夏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所所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