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詩詞觀
——讀書札記
梅 岱
2021年，用了大半年時間讀完九卷本《毛澤東年譜》。
《年譜》中有許多涉及毛澤東讀詩、吟詩、論詩的內(nèi)容，摘錄在讀書筆記中，竟有二百多條、三萬余字。
今年以來，對《年譜》讀書筆記中有關(guān)毛澤東詩論的內(nèi)容作了認真梳理，又搜集、整理了散見于有關(guān)專著、回憶文章中的史料。綜合對照起來仔細研讀，多有感悟，受益頗深。
毛澤東一生以詩詞為伴。詩人臧克家說：“他一生與詩結(jié)下不解之緣，雖日理萬機，而胸中始終有個詩字在！”毛澤東飽覽詩詞典籍，寫下了許多不朽詩篇，也留下了許多關(guān)于詩詞的點評、批注、談話、書信和文稿。
據(jù)張貽玖《毛澤東和詩》所載，毛澤東逝世后，他書房里留下了大量生前閱讀過的古典文學作品，其中僅他圈畫和批注過的，就有詩歌1180首、詞378首、曲12首、賦20篇，涉及429位作者。毛澤東還喜歡閱讀詩話之類的著作，如《歷代詩話》《全唐詩話》等，其中對清代袁枚《隨園詩話》的批注圈點最多。這些談詩論詞的歷史資料，穿越時空、歷久彌新，今天讀來仍讓我們深有感觸和啟發(fā)。
毛澤東詩論的特別之處在于，他首先是一位偉大的政治家，他是以政治家的眼光來審視、品評詩人和詩詞作品的。格局、視野、胸襟、氣度決定了他的詩論往往不是就詩論詩，不是純美學、純藝術(shù)的評點和解讀，而是政治觀、大局觀、審美觀的結(jié)合。
毛澤東詩論的另一個特別之處是，他本人就是一位偉大的詩人，他自己寫詩詞，有著豐富的創(chuàng)作經(jīng)驗，也就是我們說的“發(fā)言權(quán)”?，F(xiàn)實中，常常是不寫小說的人評論小說，不寫詩詞的人評論詩詞，而毛澤東以自己的創(chuàng)作經(jīng)驗來論詩說詩，因而他的詩論有著更強的說服力。
可以說，毛澤東的詩論精辟而深邃、豐富而獨到，因此構(gòu)成其自成一體、別具一格的詩詞觀。學習毛澤東的詩詞觀，領(lǐng)略蘊含其中的文化立場、文藝思想、文學觀點，不僅對中華詩詞的當代發(fā)展有著重要的方向性意義，而且對當今詩詞創(chuàng)作也有著重要的方法論意義。
“詩當然應(yīng)以新詩為主體”
談到詩歌的發(fā)展，毛澤東一貫主張“以新詩為主體”,“詩嘛，主要應(yīng)該是新詩”，他特別提倡“年輕人學詩就學作新詩”。
所謂新詩，即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出現(xiàn)的白話詩、自由詩。
毛澤東對新詩的發(fā)展成就是肯定的。他說，“新詩的成績不能低估”，“郭老的《女神》，聞一多的《紅燭》，就打動過許多人”。1938年的一天傍晚，毛澤東應(yīng)邀參加延安邊區(qū)印刷廠的工人晚會，詩人柯仲平朗誦他的敘事詩《邊區(qū)自衛(wèi)軍》，讀了一半，怕占用毛澤東太多的時間，便停下問：“要不要繼續(xù)？”毛澤東一揮手說：“念下去！”毛澤東聽完，握著柯仲平的手，高興地說：“你把工農(nóng)大眾作了詩的主人，對民歌形式進行了吸收、融化，為詩歌大眾化作出了辛勤的努力?！泵珴蓶|特意把詩稿帶了回去，并批下八個字：“此稿甚好，趕快發(fā)表”，后來評論說：“云南詩人柯仲平真有股犟勁！”
毛澤東雖對新詩的發(fā)展給予肯定，但也明確指出其問題，并提出了它的發(fā)展方向。1965年，他在關(guān)于改詩給陳毅的信中說：“用白話寫詩，幾十年來，迄無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他多次跟人講“我不讀新詩”，并詼諧地說：“除非給我二百大洋?！?/span>
對于新詩存在的問題，毛澤東多次作過剖析，直指新詩的弊處。這里摘其有代表性的三段話：其一，“現(xiàn)在的新詩，太散漫”“不成形”“不引人注意”。其二，“現(xiàn)在的東西中，有許多有一種毛病，不反映民眾生活，因此也為民眾所不懂”。其三，“新詩于民族情感不甚合腔，且形式無定，不易記，不易誦”。
由此，毛澤東提出一個重大命題，即新詩的出路。他說，格律詩和新詩，都應(yīng)該在發(fā)展中改造。
如何改造呢？1958年，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講，“我看中國詩的出路恐怕是兩條：第一條是民歌，第二條是古典，這兩方面都提倡學習，結(jié)果產(chǎn)生一個新詩”，“將來我看是古典同民歌這兩個東西結(jié)婚，產(chǎn)生第三個東西。形式是民族的形式，內(nèi)容應(yīng)該是現(xiàn)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對立統(tǒng)一”。
1957年1月14日，毛澤東同臧克家、袁水拍談詩時說：“關(guān)于詩，有三條：（一）精煉，（二）有韻，（三）一定的整齊，但不是絕對的整齊。要從民間歌謠發(fā)展。過去每一時代的詩歌形式，都是從民間吸收來的。要調(diào)查研究，造成一種形式。過去北京大學搜集過民謠，現(xiàn)在有沒有人做？要編一本現(xiàn)代詩韻，使大家有所遵循?！?/span>
精煉、有韻、一定的整齊，這三條當屬古典詩詞的特點了，新詩發(fā)展理應(yīng)繼承這樣的傳統(tǒng)。而民歌又是產(chǎn)生自民間，最接地氣、最具煙火氣，有著最鮮明民族文化基因的藝術(shù)。新詩如果真正把二者融合起來，便是中國化的、時代化的、受人民群眾歡迎的藝術(shù)。
也就是在這次談話中，毛澤東強調(diào)：“在古典詩歌、民歌基礎(chǔ)上發(fā)展新詩。一方面繼承優(yōu)良詩歌傳統(tǒng)，包括古典詩歌和‘五四’以來革命詩歌的傳統(tǒng)；另一方面，要順應(yīng)時代要求，以求得新詩的發(fā)展?！边@實際上提出了新詩改革的重要原則。
毛澤東還談到，在文藝領(lǐng)域的改革中，“新詩改革最難，至少需要五十年。找到一條大家認為可行的主要形式，確是難事。一種新形式經(jīng)過試驗、發(fā)展，直到定型，是長期的、有條件的。譬如律詩，從梁代沈約搞出四聲，后又從四聲化為平仄，經(jīng)過初唐詩人們的試驗，到盛唐才定型。形式的定型不意味著內(nèi)容受到束縛、詩人喪失個性。同樣的形式，千百年來真是名家代出，佳作如林。固定的形式并沒有妨礙詩歌藝術(shù)的發(fā)展”，“將來趨勢，很可能從民歌中吸引養(yǎng)料和形式，發(fā)展成為一套吸引廣大讀者的新體詩歌”。
雖然毛澤東關(guān)于新詩的見解是零散的，但匯集起來卻是系統(tǒng)的。目標、原則、路徑，還有時間表，實際上毛澤東已經(jīng)設(shè)計和規(guī)劃了一張清晰、完整又令人鼓舞的新詩改革發(fā)展藍圖。
毛澤東談話到現(xiàn)在早已超過五十年了，遺憾的是，他提出的新詩改革并沒有得到應(yīng)有的重視，他構(gòu)想和期待的新詩形式即“新體詩歌”仍未形成整體氣候，有些新詩離形式感越來越遠。但愿，會有更多的當代詩人特別是年輕的詩人們，能夠從毛澤東的這些思想和主張中受到啟發(fā)和借鑒，并將其付諸實踐。
格律詩“要發(fā)展，要改革”
“不斷地推陳出新”
毛澤東提出“新詩主體論”，是一位政治領(lǐng)袖在科學把握詩詞發(fā)展規(guī)律的基礎(chǔ)上，對詩詞發(fā)展方向的深邃洞悉和理性思考，但這絲毫不意味著他對古典詩詞的輕視。黨史專家陳晉曾評論說：“作為懂得藝術(shù)規(guī)律的政治領(lǐng)袖，他有時候很注意在自己的個人愛好和文藝運動的倡導之間，劃出一條適當?shù)木€來。”
1956年夏天的一個夜晚，毛澤東在武昌東湖客舍，躺在藤椅上仰望天空，隨口吟道：“天階夜色涼如水，臥看牽?？椗?。”他同工作人員說，“這位作者死了一千一百多年。有人說這是‘舊詩’，可直到今夜，我還感受到此詩的新意。把詩分成新、舊，是不科學的。把從外國引進的詩，像馬雅可夫斯基的‘樓梯’、莎士比亞的十四行，叫‘新詩’，其實這都是洋人的、死人的，何‘新’之有？……把格律詩叫‘舊詩’，含有貶義。就我個人興趣說，我則偏愛格律詩”，“格律詩之所以打不倒，是因為它從《詩經(jīng)》以來有幾千年的發(fā)展歷史，至今還有人喜歡”，“格律詩是打不倒的，除非有更好的東西代替它”，“凡是對人民有好處的東西，人民不會打倒它的”。
1958年的一天，毛澤東在同工作人員談起為什么在給《詩刊》回信中說，發(fā)表舊體詩詞怕謬種流傳、誤人子弟？他說，那是針對當代青少年講的?！芭f體詩詞有許多講究，音韻、格律，很不易學，又容易束縛人們的思想，不如新詩那樣‘自由’，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舊體詩詞源遠流長，不僅像我這樣的老年人喜歡，而且像你這樣的中年人也喜歡。我冒叫一聲，舊體詩詞要發(fā)展，要改革，一萬年也打不倒。因為這種東西，最能反映中國人民的特性和風尚，可以興觀群怨嘛，哀而不傷，溫柔敦厚嘛……”
細細品味這些談話，能夠深切感悟到毛澤東對舊體詩詞的喜愛。這種喜愛當然不僅僅是“個人興趣”和“偏愛”，而是站在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傳承和中國人民精神寄托的高度，來評價舊體詩詞的當代價值的。
毛澤東的結(jié)論是，舊體詩詞要發(fā)展、要改革，一萬年也打不倒。
看到這樣的文字，確有振聾發(fā)聵、醍醐灌頂之感。
是啊，“五四”新文化運動中，舊詩詞曾經(jīng)是新舊文學之爭的焦點。一些激進文人全盤否定古詩詞，把格律詩詞連同八股、駢文、小腳等，視為束縛自由的枷鎖和鐐銬，提出以形式革命為突破口統(tǒng)統(tǒng)打破。文化虛無主義者們不光要“打倒孔家店”，還要“打倒古詩詞”。
歷史已經(jīng)證明，格律詩沒被打倒，依然是一棵扎根中華文化沃土中的參天大樹，枝繁葉茂、生機勃勃。古風今律，千載傳承；舊韻新詞，流風于今。任何一種文學藝術(shù)形式，只要它有深厚的文化根基，只要受到人民的喜歡，它就有頑強的生命力，就永遠不會被“打倒”。
關(guān)于格律詩如何發(fā)展，毛澤東曾講過，“要不斷地推陳出新”，“我們每個人都在考慮過去和將來、繼承和發(fā)展的關(guān)系”。他說，格律詩的“格”與“律”是歷史的產(chǎn)物，是約定俗成的，不能任意打破，否則就成了順口溜。他還說：不論平仄，不講葉韻，還算什么格律詩詞？掌握了格律，就覺得有自由了。同時，毛澤東也提出格律詩和新詩一樣，要在發(fā)展中不斷改造創(chuàng)新，要求格律詩和新詩互相學習、取長補短。毛澤東曾說：“新詩的作者，要學格律詩的含蓄凝煉，哀而不傷、怨而不怒，還有可以興、觀、群、怨。格律詩要學民歌的時代色彩、鄉(xiāng)土氣息和人民情感?！彼€講過：“中國的舊詩中，有一種擬古體，就是過分的謙虛，自己沒有獨創(chuàng)的風格，一味模仿別人。”因此，他大力提倡寫詩作詞也要有獨創(chuàng)精神。
傳統(tǒng)是要尊重的，遺產(chǎn)是要繼承的，但毛澤東的主張是，尊重和繼承絕不是模仿和蹈襲前人，而是推陳出新、守正創(chuàng)新、返本開新。
即便在格律上，毛澤東一方面強調(diào)要嚴格遵從，指出“不講平仄，即非律詩”，另一方面又主張形式服從內(nèi)容，只要詩的意境好，破點格也無妨。昆明大觀樓有副180字的長聯(lián)，作者是清代云南名士孫髯，毛澤東對此聯(lián)十分贊賞，稱之為：“從古未有，別創(chuàng)一格”。《楹聯(lián)叢話》還記載，晚清云貴總督、號稱“一代文宗”的阮元看到這副長聯(lián)，覺得平仄對仗不工，且文采不足，便下功夫作了修改。毛澤東閱后，在改本旁批道：“死對，點金成鐵?！?/span>
其實，毛澤東自己作詩填詞，在格律上也不是一味死究。他寫的《蝶戀花·答李淑一》上下闋就不是一韻到底，為此他還曾專門自注：“上下兩韻，不可改，只能仍之。”
以上這兩個例子可見，在詩詞創(chuàng)作上，求正容變、尊古但不泥古是毛澤東的一個重要主張。過于機械的求工求正的“死對”，很可能就會“點金成鐵”、因詞害意。實際上，包括李、杜、蘇、辛在內(nèi)的大家，破格而成的千古名篇也不在少數(shù)。
守正，才能賡續(xù)傳統(tǒng)；創(chuàng)新，才能實現(xiàn)超越。毛澤東曾引述魯迅的一段話，說“好詩已被唐人寫盡，后人要超過唐詩，除非有能翻過如來佛手心的本領(lǐng)”。后來話鋒一轉(zhuǎn)，又說：“其實，魯迅自己就有這個本領(lǐng)。他引雜文入詩，比許多唐人詩更高，更耐人尋味?！?/span>
這里需要我們品味的是“引雜文入詩”，這不就是對格律詩的發(fā)展、創(chuàng)新、改造嗎？毛澤東之所以說魯迅超過許多唐人，就是肯定魯迅具有“引雜文入詩”這樣的膽識、勇氣和成效，這樣的獨創(chuàng)精神。其實，毛澤東本人的詩詞已雄居詩詞歷史的高峰，“泰山北斗”，就其社會影響力、藝術(shù)感染力而言，已經(jīng)實現(xiàn)了對唐人的超越。
雖然毛澤東多次講到格律詩難掌握，不提倡青年作古詩詞，但他還是常常要求干部們學習古詩詞，要求身邊工作人員學習古詩詞。1975年，已是重病在身的毛澤東詢問北京大學中文系教師蘆荻，學校開沒開詩詞曲賦課？蘆荻說現(xiàn)在沒有書，毛澤東隨即說，咱們搞一部吧，選他五百首詩，五百首詞，三百首曲，三十篇賦。
毛澤東一生浸潤于中華文化、中華詩詞。早在1915年，22歲的毛澤東給同學湘生的信中寫道：“梁（啟超）固早慧，觀其自述，亦是先業(yè)詞章，后治各科。蓋文學為百學之原，吾前言詩賦無用，實失言也?！笨梢?，那時的毛澤東就已確立了治學理想，確立了“先業(yè)詞章”的“初心”。
到了晚年，他需要思考和囑咐的事情很多，但心心念念的竟然還有古詩詞的傳承和普及，這實在令人動容。給大學生們編一部詩詞曲賦選，成了老人家一個未了的心愿。這應(yīng)當也算他留給后人們的一個“文化交待”吧。
“詩是人民創(chuàng)造的，
我們是人民的代言人”
1960年5月14日，毛澤東會見日本、古巴、巴西、阿根廷等國的外賓時，外賓們紛紛贊揚毛澤東的詩在國外很受歡迎。毛澤東說：“過去的主題是反帝反封建的問題。社會主義建設(shè)這七年中，也沒有寫幾首詩，整天忙得很，把詩搞掉了。詩是人民創(chuàng)造的，我們是人民的代言人?！?/span>
詩是人民創(chuàng)造的，詩人要做人民的代言人，這就是毛澤東詩詞觀中最具根本性的思想。作為政治家的毛澤東，畢生都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為人民服務(wù)、為人民奮斗，人民至上是他的使命和初心。作為詩人和詩論家的毛澤東，把人民和詩詞緊緊聯(lián)系在一起，是極其自然的。
早在1939年，毛澤東給延安魯迅藝術(shù)學院的詩歌社團——路社回信，開宗明義就講：“包括詩歌在內(nèi)，我覺得都應(yīng)是適合大眾需要的才是好的。現(xiàn)在的東西中，有許多有一種毛病，不反映民眾生活，因此也為民眾所不懂?！?/span>
毛澤東自己就是人民詩人。他心系人民、感念人民，用詩詞反映人民的悲歡，抒發(fā)著自己的人民情懷。
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報》一條新聞吸引了毛澤東的注意。新聞里說，江西余江縣基本消滅了血吸蟲，這讓作為人民共和國領(lǐng)導人的毛澤東激動不已。他“浮想聯(lián)翩，夜不能寐”“遙望南天，欣然命筆”，寫成《七律二首·送瘟神》。
詩成后，毛澤東念給衛(wèi)士封耀松聽，小封聽了連說“太好了”。毛澤東問：“什么地方好？”“那你明白意思嗎？”小封說，“句句都好”，“反正聽著就是好”。毛澤東說：“告訴你吧，是我們的人民真好，太好了?！?/span>
毛澤東還破例寫了250多字的后記：“六月三十日《人民日報》發(fā)表文章說：余江縣基本消滅了血吸蟲，十二省、市滅疫大有希望。我寫了兩首宣傳詩，略等于近來的招貼畫，聊為一臂之助。就血吸蟲所毀滅我們的生命而言，遠強于過去打過我們的任何一個或幾個帝國主義。八國聯(lián)軍，抗日戰(zhàn)爭，就毀人一點來說，都不及血吸蟲。除開歷史上死掉的人以外，現(xiàn)在尚有一千萬人患疫，一萬萬人受疫的威脅。是可忍，孰不可忍？然而今之華佗們在早幾年大多數(shù)信心不足，近一二年干勁漸高，因而有了希望。主要是黨抓起來了，群眾大規(guī)模發(fā)動起來了。黨組織，科學家，人民群眾，三者結(jié)合起來，瘟神就只好走路了?！?/span>
在這段話里，毛澤東對人民生命健康的深切掛念躍然紙上?！耙磺f人患疫，一萬萬人受疫的威脅。是可忍，孰不可忍？”他對人民苦難有著切膚之痛！
兩首歌頌人民、歌頌人民事業(yè)的詩，張揚了人民創(chuàng)造歷史、“六億神州盡舜堯”的人民史觀，自然會成為六億人民建設(shè)社會主義的強大精神動力，其意義遠非毛澤東謙稱的類似“招貼畫”的“宣傳詩”。在這方面，他為所有的詩人樹立了一個光輝的榜樣。
我們還可以看到，毛澤東對古代詩詞的評價，很重要的標準和尺度也是“人民”。
他講《詩經(jīng)》：“大部分是風詩，是老百姓的民歌。老百姓也是圣賢?！?/span>
他說屈原：是“中國一位偉大的詩人”“一名偉大的愛國者”，“他的形象保留在每個中國人的腦海里”。
他說李白：“唐代杰出詩人。他像天才詩人普希金對俄國人民的貢獻那樣，為中國人民寫了許多珍貴的藝術(shù)詩篇?！?/span>
他說杜甫：“是中國古代最偉大的人民詩人。他的作品是中國后代人藝術(shù)欣賞的不朽文獻。杜甫的詩，代表了中國人民天才的獨特風格，也是給全人類留下的優(yōu)秀的文學遺產(chǎn)?！?/span>
他說白居易：盡管他在宮廷，但是仍然接近群眾，并在作品中表達普通老百姓的情緒和愿望，“江州司馬，青衫淚濕，同在天涯。作者與琵琶演奏者有平等心情。白詩高處在此，不在他處。其然豈其然乎？”
毛澤東特別指出“白詩高處”?！案咛帯碑斎皇歉呙髦?，或者可以理解為高出他人一籌之處。在毛澤東看來，白詩高處在于詩人對琵琶女不幸的同情和對現(xiàn)實社會的憤慨。詩人身處高位，卻與老百姓平等相視，這是何等可貴！這自然也是他的詩能流傳千古而不朽的奧妙所在。
我們知道，毛澤東對魯迅的評價是極高的。他曾說：“魯迅是中國黑暗時代的偉大的革命戰(zhàn)士，文學戰(zhàn)線的領(lǐng)導者。魯迅的心和我們是息息相通的。”有一次他同日本來賓談話時專門講到：“魯迅的詩是為中國人民寫的。”
毛澤東多次談及魯迅《自嘲》一詩，認為是“他的自白”。他常與領(lǐng)導干部講起“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應(yīng)該成為我們的座右銘，“千夫”在這里就是說敵人，對于無論什么兇惡的敵人我們決不屈服?！叭孀印痹谶@里就是說無產(chǎn)階級和人民大眾。一切共產(chǎn)黨員，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文藝工作者，都應(yīng)該學魯迅的榜樣，做無產(chǎn)階級和人民大眾的“?！保瞎M瘁，死而后已”。
毛澤東為什么這么看重魯迅？看重魯迅的詩？就是要為中國文藝工作者、中國的詩人樹立一個榜樣，提倡一個方向：做人民大眾的牛，為人民大眾寫詩。
為人民大眾寫詩，詩人就不能脫離群眾，就要到實踐中去，到人民大眾中去。他講屈原，“如果繼續(xù)做官，他的文章就沒有了，正因為開除‘官籍’，‘下放勞動’，才有可能接近社會生活，才有可能產(chǎn)生像《離騷》這樣好的文學作品”。毛澤東曾經(jīng)給詩人袁水拍寫信，表揚他的一首諷刺詩寫得好，向他提出建議：“你應(yīng)該多寫些。我感到你做編輯不如出外旅行。可以請人代理你的職務(wù)，出外跑幾個月回來，做幾個月編輯再出去?！?/span>
“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我們的文學藝術(shù)都是為人民大眾的”，這是毛澤東最鮮明的文學觀點。作為文學藝術(shù)的詩詞，自然也應(yīng)秉持這樣的立場。詩詞不是曲高和寡的精英文化、貴族文化，是屬于人民的大眾文化，理所應(yīng)當為人民放歌抒情。詩詞的源頭活水在基層、在群眾，從人民、從基層汲取養(yǎng)分、獲得靈感，也是高水平詩詞創(chuàng)作的不二法門。
“要寫重大題材”
講到詩詞，當然要講題材。1957年1月14日，毛澤東邀請剛創(chuàng)刊的《詩刊》負責人、詩人臧克家和袁水拍到中南海談詩歌創(chuàng)作，其中就談到：“聽說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后，大家不寫革命題材了。對作家要安排，要管與不管相結(jié)合，要寫重大題材?！痹诮o陳毅的信中，毛澤東強調(diào)要“反映階級斗爭與生產(chǎn)斗爭”。何其芳在《毛澤東之歌》一文中也回憶道，毛澤東曾強調(diào)“詩歌要反映人民生活，要寫抗日的現(xiàn)實斗爭”，并稱這是“詩歌的革命任務(wù)”。
寫什么、怎么寫要尊重詩人們個人的實踐和探索，但提倡什么、反對什么則是政治領(lǐng)袖應(yīng)該考量的。
毛澤東對作家不寫革命題材當然不贊成了，他旗幟鮮明地提出要寫重大題材。他曾經(jīng)同吳冷西說：“我有時也寫些舊體詩，但是，問題在于內(nèi)容，表現(xiàn)什么思想，什么主題，什么傾向，贊成什么，反對什么，這就有階級性了。”
文學界曾經(jīng)有過關(guān)于題材問題的爭論。題材決定論、唯題材論不對，因為題材并非衡量藝術(shù)水準的唯一尺度，小題材也可以表現(xiàn)大主題，但是借反“題材決定論”來漠視重大題材、革命題材，當然也是不對的。
這又涉及到文學與政治的關(guān)系了。把文學的功能簡單歸結(jié)成為政治服務(wù)是片面的，但具有意識形態(tài)屬性的文學要完全脫離政治、脫離社會現(xiàn)實是不可能的，所謂要文學作品“超功利”“同政治保持距離”也是不可能的。誠如魯迅所說：“即使是從前的人，那詩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謂‘田園詩人’‘山林詩人’，是沒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間世的，也是沒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則當然連詩文也沒有?！?/span>
1958年成都會議期間，毛澤東到杜甫草堂參觀，工作人員向他展示了不同版本的杜詩集。他若有所思地說：“是政治詩?！彪S即吟誦道：“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用詩人的痛苦和“天下寒士”的痛苦，來表現(xiàn)社會的苦難、時代的苦難，由憂國憂民的情懷轉(zhuǎn)變?yōu)椤皬V廈千萬間”“寒士俱歡顏”的理想，這不就是毛澤東倡導的重大題材的詩嗎？
我們看看毛澤東一生的詩詞，便可得出這樣的結(jié)論：毛澤東詩詞始終聚焦中國革命和建設(shè)，幾乎全部是重大題材。
1962年，毛澤東在其《詞六首》引言中自謙地寫道：“這六首詞，是一九二九——一九三一年在馬背上哼成的……文采不佳，卻反映了那個時期革命人民群眾和革命戰(zhàn)士們的心情舒快狀態(tài)。作為史料，是可以的。”由此可見，毛澤東是以詩寫史，他的詩詞是艱苦卓絕的中國革命和建設(shè)的歷史記錄，當屬“史詩”。
作為偉大詩人，毛澤東以超凡的眼光洞察歷史風云變幻和時代潮流涌動，藝術(shù)地反映重大題材，揭示重大主題。不妨聽聽他的自述：
1935年寫的《念奴嬌·昆侖》，“主題思想是反對帝國主義，不是別的”。
1936年寫的《沁園春·雪》，是“反封建主義，批判二千年封建主義的一個反動側(cè)面”。
1949年寫的《七律·人民解放軍占領(lǐng)南京》，“我寫這首詩也是，想以此鼓勵我軍將士，猛追窮寇，徹底肅清國民黨反動派的殘余勢力，將革命進行到底”。
1956年寫的《水調(diào)歌頭·游泳》，“是反映社會主義建設(shè)的”。
1962年寫的《卜算子·詠梅》，“是反修正主義的”。
反帝國主義，反封建主義，反修正主義，將革命進行到底，反映社會主義建設(shè)，等等，以這樣重大的現(xiàn)實題材為詩，對于普通的詩人或詩詞愛好者來說，不是都可以輕松駕馭的，但就詩詞不能脫離重大題材的方向來說，是應(yīng)該遵從的。
任何一種藝術(shù)，如果自恃其高雅，以陽春白雪、超凡脫俗自居，遠離現(xiàn)實、遠離時代，甘愿變成養(yǎng)在籠子里的金絲雀、花盆里的蘭草、玻璃缸里的熱帶魚，逢迎取悅有閑人和玩家們，或者只是關(guān)注一己悲歡的情緒表達，其價值便大打折扣，其生命力也就日漸衰退了。
作為文學藝術(shù)的詩詞，能不能投入社會生活的大潮流，能不能登上民族藝術(shù)的大舞臺，能不能融入時代進步的主旋律，決定了其地位和價值。
“詩言志”“心里沒氣，
他寫詩？”
1945年毛澤東赴重慶與蔣介石談判，《新民報·晚刊》發(fā)表了他的《沁園春·雪》，轟動山城，一時間洛陽紙貴，吟者如云，人們贊嘆毛澤東的氣魄、胸襟、豪情與才情。在重慶的一次聚會上，詩人徐遲見到毛澤東，便向他請教如何寫詩。毛澤東沒說什么，只是在徐的小本子上寫下“詩言志”三個字。
“詩言志”出自《尚書·堯典》。“志”，即志向、志氣，信仰、理想，精神、情懷。志有大小，小乃一己之悲喜，大則天下之憂樂。“詩言志”三個字自然是概括了詩詞最本質(zhì)的特征，當然也被歷代詩人們奉為吟詩填詞的圭臬。曾有學者講，“詩言志”是中國詩論“開山的綱領(lǐng)”。
毛澤東與蘇聯(lián)漢學家費德林談起《詩經(jīng)》時曾說，“《詩經(jīng)》是中國詩歌的精粹。它來源于民間創(chuàng)作，都是無名作者”，“（作者）把自己的思想意念變成簡練的詩歌和歌謠”，“這是語言藝術(shù)和詩歌形象發(fā)展中最有價值的內(nèi)容”。正是基于這樣的思想，毛澤東給徐遲題寫的三個字便是作詩最基本的要旨。
毛澤東曾贊揚鐵骨錚錚的明代重臣楊繼盛（字椒山）的詩是“中國格律詩的精品”，把他寫的“遇事虛懷觀一是，與人和氣察群言”這兩句詩作為自年輕時就遵從的處世原則，并說，“詩言志，椒山先生有此志，乃有此詩”，“唐人詩曰：‘邑有流亡愧俸錢’，這寥寥七字，寫出了古代清官的胸懷，也寫出了古代知識分子的高尚情操。寫詩就要寫出自己的胸懷和情操，這樣才能引起讀者的共鳴，才能使人振奮”。
說到“詩言志”，很多人都會想到毛澤東1910年給父親抄寫的那首詩：“孩兒立志出鄉(xiāng)關(guān)，學不成名誓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無處不青山?！币员磉_他一心向?qū)W、志在四方的決心。實際上，毛澤東的很多詩句都是“志”的表達：“紅軍不怕遠征難”是頑強意志，“而今邁步從頭越”是昂揚斗志，“欲與天公試比高”是非凡心志，“敢教日月?lián)Q新天”是雄心壯志，等等。
毛澤東的詩論中，“志”和“氣”是統(tǒng)一的、分不開的，有“志”而不能達，則“氣”生。他曾說，司馬遷對《詩經(jīng)》品評很高，說《詩》三百篇皆圣賢發(fā)憤之所為作也。然后他引申開來解釋道，“發(fā)憤之所為作，心里沒有氣，他寫詩？”
1964年，毛澤東會見美國友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斯特朗問起他在同蘇聯(lián)論戰(zhàn)中的作用時，他說，“只寫了幾首詩，我自己沒有什么其它的個人武器?！睘槭裁茨嵌螘r間毛澤東能創(chuàng)作出這些詩詞？是因為他對蘇聯(lián)修正主義有太多的“氣”。
1958年，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講道：司馬遷的《史記》、李時珍的《本草綱目》，都不是因為稿費、版稅才寫的，《紅樓夢》《水滸傳》也不是因為稿費才寫，這些人是因為有一肚子火才寫的。他還在其它場合講過一些類似的例子。比如，他說秦觀的《踏莎行·郴州旅舍》是其“窮愁潦倒，憂憤滿腹”之作，陸游寫《卜算子·詠梅》，是因其“陷于孤立”“蒼涼寂寞”等。
“氣”也好，“火”也好，都是內(nèi)心的憤懣、怨恨、怒氣，都屬于“志”，或是志的表露、志的延伸?！峨x騷》中“屈心而抑志，抑志而弭節(jié)”，屈心自然生氣，自然會有牢騷，亦即北宋歐陽修概括的“窮而后工”。當然，這“志”在毛澤東那里，既包括抑郁不平之氣，也包括慷慨豪邁之氣、歡喜愉悅之情，即所謂詩詞“興觀群怨”的功能。
有氣則有了《詩經(jīng)》，有氣便有了《離騷》，有氣而有了毛澤東驚世駭俗、氣壯山河的詩篇，詩自然也就成了毛澤東獨具威力的戰(zhàn)斗武器。
“詩貴意境高尚，
尤在意境的動態(tài)變化”
在毛澤東的詩論中，常常出現(xiàn)這樣的詞匯：詩興、詩味、詩意、詩境。
1941年，毛澤東在給毛岸英、毛岸青的復信中說：“岸英要我寫詩，我一點詩興也沒有，因此寫不出?！?/span>
1948年，毛澤東和周恩來、任弼時率中央機關(guān)由陜北向西柏坡轉(zhuǎn)移，路過五臺山，周恩來要主席作首詩留作紀念，毛澤東說：“詩興有，但沒有大發(fā)，今天不作詩了?！?/span>
1959年，毛澤東在鄭州會議講話中說：“有詩意的人才能寫詩，沒有詩意也要他寫，這不是冤枉？你要我在鄭州寫詩，我的詩跑到九霄云外去了。”
1961年的一天夜里，毛澤東為寧夏的同志書寫《清平樂·六盤山》，江青在一旁要求說：“你可真是，誰讓你寫你都寫，那也給我寫一首吧！”毛澤東皺著眉頭說：“你要我寫什么？總得有些詩境、詩意嘛！”
可見，沒有詩興、詩意、詩境是寫不出詩的。
毛澤東在1958年講過兩段關(guān)于詩詞意境的話。一次在中南海頤年堂開會，毛澤東同劉少奇、周恩來談起詩詞，說：“神奇的想象，奇妙的構(gòu)思，大膽的夸張，嚴謹?shù)钠截聘袷胶蛯φ?，是唐詩的特點，也是詩的意境之所在?！绷硪淮问浅啥紩h結(jié)束后，毛澤東視察三峽，在輪船上同工作人員談起詩詞時說：“詩貴意境高尚，尤貴意境的動態(tài)變化，才見詩的波瀾、輻輳，這正是唐代以來格律詩的絕妙?！?/span>
在毛澤東看來，詩詞“要講究詩意和詩境”，而詩的意境則是詩詞審美最重要的特點和最重要的標準。他曾贊揚李白的《蜀道難》和李商隱的《錦瑟》，說《蜀道難》寫得很好，藝術(shù)性很高，“誰能寫得有他那樣淋漓盡致呀！它把人帶進祖國壯麗險峻的山川之中，把人帶進神奇優(yōu)美的神話世界，讓人們仿佛也到了‘難于上青天’的蜀道上面了”。他說，對《錦瑟》“不要做繁瑣的鉆牛角尖的研究，只要感覺文采非常美，徜徉迷離，給你一種美的享受就行了。這首詩為什么流傳得這么久，自有他迷人的魅力”。
詩詞之美在意境。有意境，即自成高格。意境之動態(tài)變化，便是審美絕妙之處。
毛澤東在給陳毅的信中說，“詩要用形象思維，不能如散文那樣直說，所以比、興兩法是不能不用的。賦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謂‘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興?！日?，以彼物比此物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宋人多數(shù)不懂詩是要用形象思維的，一反唐人規(guī)律，所以味同嚼蠟”。
1966年在杭州的一次會議上，在講到有人反對形象思維時，毛澤東又說：“文學要形象，不能搞抽象?！?他還說，“詩要有新意，要含蓄”，“要做今詩，則要用形象思維方法”。他在點評韓愈詩的缺點時曾說，如寫散文一般雕肝嘔肺，統(tǒng)統(tǒng)講完，不懂得割愛、留有余地，“把含蓄精練、比興象征撇在一邊”。
藝術(shù)形象是詩歌的生命，詩詞是用形象反映生活、抒發(fā)感情的，即是把文字幻化為有聲有色、有人有事、有情有意、鮮活生動的形象，而不是把文字編碼成空洞的口號、枯燥的標語。詩詞沒有了形象，只搞抽象就很難有意境，也就沒有生命力。
現(xiàn)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相結(jié)合，是毛澤東一貫的文藝思想。他在談到新詩的發(fā)展時講，“形式是民族的，內(nèi)容應(yīng)該是現(xiàn)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對立統(tǒng)一”，“在文學上，就是要革命的浪漫主義和革命的現(xiàn)實主義的統(tǒng)一”。1939年5月，他為魯迅藝術(shù)學院成立一周年題詞：“抗日的現(xiàn)實主義，革命的浪漫主義?！币淮?，他在講到唐代早期詩人王勃的詩句“海內(nèi)存知己，天涯若比鄰”時贊揚說，這“是現(xiàn)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結(jié)合”。
然而，毛澤東幾次講到，“太現(xiàn)實了就不能寫詩了”。他說，“搞文學也要有重點，唐人三李（李白、李商隱、李賀）搞點幻想，令人喜歡，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愿看。光搞現(xiàn)實主義一面也不好”，“沒有幻想就沒有科學、文學和藝術(shù)”。顯然，毛澤東講的重點是倡導多點幻想或想象，多一點浪漫主義，并就浪漫主義的主要精神、積極作用等作過專門論述。
美國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回憶文章說，延安時期，毛澤東曾和幾個外國友人討論詩歌問題。他站在黃土地上，風趣地說：“誰說中國沒有浪漫派詩人，鄙人就是一個。”
有人說，毛澤東偏愛浪漫主義的詩詞風格，并非就詩論詩，而有其政治隱喻，他希望人們在革命和建設(shè)上不要被現(xiàn)實的困難所束縛，多一點奇幻的想象和大膽的憧憬，多一些豪邁氣魄和創(chuàng)造精神，實際上是希望人們敢于破除迷信、沖破陳規(guī)舊俗，營造生動活潑、生機勃勃的社會局面。這樣的觀點不無道理。
關(guān)于毛澤東對詩詞風格和藝術(shù)流派的見解，可以從他的一段批注中得到領(lǐng)悟。1957年8月1日,毛澤東吟讀范仲淹兩首詞《蘇幕遮》《漁家傲》，興致蔚起，隨手寫了如下一段批注：“詞有婉約、豪放兩派，各有興會，應(yīng)當兼讀。讀婉約派久了，厭倦了，要改讀豪放派。豪放派讀久了，又厭倦了，應(yīng)當改讀婉約派。我的興趣偏于豪放，不廢婉約。婉約派中有許多意境蒼涼而又優(yōu)美的詞。范仲淹的上兩首，介于婉約與豪放兩派之間，可算中間派吧，但基本上仍屬婉約，既蒼涼又優(yōu)美，使人不厭讀。婉約派中的一味兒女情長，豪放派中的一味銅琶鐵板，讀久了，都令人厭倦的。人的心情是復雜的，有所偏但仍是復雜的。所謂復雜，就是對立統(tǒng)一。人的心情，經(jīng)常有對立的成分，不是單一的，是可以分析的。詞的婉約、豪放兩派，在一個人讀起來，有時喜歡前者，有時喜歡后者，就是一例?！?/span>
這是毛澤東詩論中一篇精彩的詞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毛澤東倡導的文藝方針，“我的興趣偏于豪放，不廢婉約”，道出了他也倡導詩詞流派風格的多樣化。他贊揚“曹操的詩，氣魄雄偉、慷慨悲涼，是真男子、大手筆”，“李白的詩，文采奇異，瀟灑飄逸，有脫俗之風”，“蘇軾的詞氣勢磅礴，豪邁奔放”，“辛棄疾的詞慷慨縱橫，有不可一世之概”，薩都剌的詞“有英雄豪邁、博大蒼涼之氣”。同樣，毛澤東對山水詩人謝靈運和長于愛情詩詞的柳永、李清照都有不俗的評價。即便是對南唐李煜的詞，雖不喜歡其風格柔靡、情緒傷感，但對其意境和語言還是贊譽的。
也正如他所言，人的心情是復雜的，審美喜好也是復雜的，這就是對立統(tǒng)一。著名詩人何其芳回憶，1961年1月23日，毛澤東和他談到一個重要的理論問題、美學問題。毛澤東說：“各個階級有各個階級的美，各個階級也有共同的美。‘口之于味，有同嗜焉?！纺厝R說，聽中國人唱《國際歌》，和歐洲人不同。中國人唱得悲哀一些。我們的社會經(jīng)歷是受壓迫，所以喜歡古典文學中悲愴的東西。”
毛澤東不愧為辯證法大師。他深諳馬克思主義哲學且運用自如，對立統(tǒng)一的思想自然也體現(xiàn)在他的詩詞觀中。這使我們想到他和文史學家劉大杰的一次談話和一次通信。
1965年6月20日，毛澤東在上海找周谷城、劉大杰談文學藝術(shù)，談得比較多的是古代的陶淵明、韓愈、柳宗元、李商隱、王安石等。談到李商隱的《無題》，劉大杰說，對這首詩，研究者歷來有不同看法，毛澤東說：“《無題》詩要一分為二，不要一概而論?！?/span>
1975年8月，劉大杰兩次給毛澤東去信，匯報他的《中國文學發(fā)展史》修改工作。1976年2月12日，已病至沉疴的毛澤東在病床上給劉大杰復信：“我同意你對韓愈的意見，一分為二為宜。李義山無題詩現(xiàn)在難下斷語，暫時存疑可也。奉復文羈，深以為歉……”寥寥數(shù)語，言簡意賅，句句傾情，字字千鈞。從《毛澤東年譜》的記載可知，這是一代偉人給他人的最后一次書信。一生酷愛詩詞的毛澤東，他的詩詞情懷最后定格在對一位詩人和一首詩的評價上，著實令人感慨。
劉大杰在后來的回憶文章中，無比欽佩地感嘆道：主席對中國歷史、文學之熟悉實在驚人，而且他的見解精辟深刻，分析文學作品，隨便講來都是辯證法，令人驚服；古今中外，有這么大學問的領(lǐng)袖實在少有。
對人要一分為二，對詩要一分為二，這就是毛澤東對文學家、對文學作品分析評判的基本方法。
是啊，毛澤東以辯證、科學、理性的思維來評判分析文學家和文學作品，為我們進行文學審美和文藝觀察提供了值得借鑒的重要方法。
“詩的語言，
要以現(xiàn)代大眾語為主”
詩詞是語言藝術(shù)，中國特有的文字和語言孕育了特有的中華詩詞。
毛澤東同北大中文系教師蘆荻講，搞文學的人還必須懂得和學習語言學，學習音韻學。不學音韻學，想研究詩歌和寫詩，幾乎是不可能的。還要學《說文解字》。
毛澤東說：“詩的語言，當然要以現(xiàn)代大眾語為主，加上外來語，和古典詩歌中現(xiàn)在還有活力的用語。大眾化當然首先是內(nèi)容問題，語言是表現(xiàn)形式。要有民族風味，叫人愛看、愛誦，百讀不厭?！?/span>
毛澤東同蘇聯(lián)漢學家費德林談話時說：“求新并非棄舊，要吸取舊事物中經(jīng)過考驗的積極的東西。就拿我個人的文學經(jīng)驗來說，我們主張新文學要建立在通俗易懂的口語基礎(chǔ)上。”
毛澤東雖然說過不喜歡杜甫太現(xiàn)實主義的詩，但對杜甫的詩在語言運用上的“口語化”“大眾化”卻極為贊賞。他曾幾次以杜甫《贈衛(wèi)八處士》一詩為例，說：“全詩以口語寫心中之事，毫無雕琢之工?！彼€列舉了杜甫《前出塞》詩中“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兩句，說，“這是民間流傳的兩句極為普通的話，杜甫看出了它的作用，收集起來寫在詩中”。毛澤東也曾贊揚白居易“用通俗易懂的口語，寫出精彩的文藝作品”。
1965年9月5日，毛澤東在對胡喬木二十七首詞的批注意見中說，“有些地方還有些晦澀，中學生讀不懂。唐、五代、北宋諸家及南宋每些人寫的詞，大都是易懂的”，“要造新詞，天堂、霓裳之類，不可常用”。一次他同陳毅談起胡喬木的詩詞也說，“喬木詞學蘇、辛，但稍晦澀”?？梢娒珴蓶|是極力推動格律詩語言的大眾化、時代化、民族化的。
應(yīng)該說，在今天的詩詞界，詩詞語言的大眾化、時代化仍然是一個很有現(xiàn)實意義的課題。現(xiàn)實中可以看到，有的詩詞語言陳舊老套，陳詞濫調(diào)不少，乃至讓人看不出是古人還是今人寫的。還有的故弄玄虛、故作高深，用一些生僻的字詞、典故，拗口聱牙、艱澀難懂，以顯其國學底蘊。其實，這些都是詩詞創(chuàng)作的誤區(qū)。
語言雖然只是表現(xiàn)形式，但如果形式上不吸引人，內(nèi)容再好也不會被大眾所接受，更不會傳之久遠。表現(xiàn)形式能讓人愛看、愛誦，內(nèi)容才能被受眾所接受。從古到今，真正流傳下來的耳熟能詳?shù)牟恍嘀鳎紫仁窃谛问缴贤ㄋ滓锥?、朗朗上口，悅目又悅耳。主題好，有意境，一看就懂便是好詩詞。
“詩有達詁”“詩不宜注”
1958年11月10日，毛澤東在鄭州會議講話時說：“詩也是一個嚴肅的東西，要字斟句酌。有人說‘詩無達詁’，這是不對的。詩有達詁，是可以解釋的，達即是通達，詁即是確鑿。”
“詩無達詁”，語出董仲舒《春秋繁露》，意為對《詩經(jīng)》沒有準確的解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后人一般將“詩無達詁”理解為對藝術(shù)當然也包括對詩詞鑒賞的差異和不確定性。
毛澤東挑戰(zhàn)了這樣的觀點。他認為，詩是嚴肅的東西，詩應(yīng)該有準確的意思，不可隨心所欲地解釋。
在《毛澤東年譜》和有關(guān)回憶錄中記述了這樣一個故事，可以準確地反映毛澤東“詩有達詁”的觀點。
1958年初的一天，毛澤東在頤年堂征詢劉少奇、周恩來對《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的意見。交談中，劉少奇向毛澤東請教作詩，毛澤東笑了笑說：“你的文化底蘊比我深嘛！要談詩，還得容我想一想哩！”劉少奇說：“實事求是嘛，對于詩，我確實不如主席?！庇终f，“我看了幾首唐詩，賀知章的‘少小離家老大回’，有人考證說‘兒童’是他的子女，不知主席怎么看？”毛澤東說：“瞎考！那樣考的話，‘飛流直下三千尺’‘桃花潭水深千尺’又該如何考??？”周恩來在一旁笑了，說：“借喻、比喻、擬人、夸張是詩里常用的手法?！泵珴蓶|說：“恩來說的是么！”
回到菊香書屋，毛澤東讓李銀橋去書房找《全唐詩話》來，就劉少奇關(guān)于“兒童”的問題，作了一番認真的考證和研究。
1958年2月10日，毛澤東致信劉少奇，就這個問題講了自己的看法。信中說：“前讀筆記小說或別的詩話，有說賀知章事者。今日偶翻《全唐詩話》，說賀事較詳，可供一閱。他從長安辭歸會稽（紹興），年已八十六歲，可能妻已早死。其子被命為會稽司馬，也可能六七十了。‘兒童相見不相識’，此兒童我認為不是他自己的兒女，而是他的孫兒女或曾孫兒女，或第四代兒女，也當有別戶人家的小孩子。賀知章在長安做了數(shù)十年太子賓客等官，同明皇有君臣而兼友好之遇。他曾推薦李白于明皇，可見彼此愜洽。在長安幾十年，不會沒有眷屬。這是我的看法。他的夫人中年逝世，他就變成獨處，也未可知。他是信道教的，也有可能屏棄眷屬。但一個九十多歲像齊白石這樣高年的人，沒有親屬共處，是不可想像的。他是詩人。又是書家（他的草書《孝經(jīng)》，至今猶存）。他是一個胸襟灑脫的人，不是一個清教徒式的人物。唐朝未聞官吏禁帶眷屬事，整個歷史也未聞此事。所以不可以‘少小離家’一詩便作為斷定古代官吏禁帶眷屬的充分證明。自從聽了那次你談到此事以后，總覺不甚妥當。請你再考一考，可能你是對的，我的想法不對。睡不著覺，偶觸及此事，故寫了這些，以供參考。”
如此嚴肅認真的考證，當然是有說服力的了。賀知章詩中的“兒童”所指是確鑿的，不是可以隨意猜測的。這也完全證實了毛澤東“詩有達詁”觀點的科學性。事實上，“以詩證史”，亦即通過詩詞去考證某些史實，是毛澤東詩論中常常涉及的。
還有一個事例，這是發(fā)生在對毛澤東詩詞的闡釋中。1962年5月號《人民文學》發(fā)表毛澤東《詞六首》時，為幫助廣大讀者學習理解，同時要發(fā)表郭沫若的闡釋性文章《喜讀毛主席〈詞六首〉》。毛澤東看了郭文對《憶秦娥·婁山關(guān)》一詞背景的介紹，覺得不大妥帖和清晰，便將這一段文字全部刪掉，以郭沫若的口吻寫了一段近六百字的說明。
毛澤東對一些人誤讀曲解其詩詞，有過兩次較為集中的說明和校正。一次是1958年12月在文物出版社出版的線裝本《毛主席詩詞十九首》的書眉上寫的說明，開宗明義寫道：“我的幾首歪詞，發(fā)表以后，注家蜂起，全是好心。一部分說對了，一部分說得不對，我有說明的責任。”毛澤東對其中十一首詞逐一作了批注，從詞作的寫作背景、主題到具體詞句的含義，以及作者當時的心境都做了詳盡的解答，說明長達一千五百多字。
第二次是1964年1月1日《毛主席詩詞》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和文物出版社同時出版，此次共收集詩詞三十七首，毛澤東親自批注說明了三十二條。后來，外文出版局組織翻譯出版英譯本，毛澤東應(yīng)譯者請求，又就詩詞中的一些詞句作了口頭解釋。這些批注和解釋，都是對讀者容易誤讀曲解的詩句和不大清楚背景的說明。
由此可見，除了作者自己，他人的注解難免穿鑿附會、追風捕影、輕率隨意，因此毛澤東提出“詩不宜注”的觀點。
毛澤東曾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編的《毛主席詩詞注釋稿》上批示：“詩不宜注，古來注杜詩的很多，少有注得好的，不要注了?！彼€說過：“當今有人寫的舊體詩之所以不好，就在于需要注解，詩不宜多注解，不能依靠注解?！?/span>
1973年7月17日毛澤東會見楊振寧時，楊說：“毛主席的詩我都念了，起頭不懂，看到注釋后，懂得多一點?！泵珴蓶|說：“有些注釋不大對頭。如《詩經(jīng)》，兩千多年以前的詩，后來做注釋，時代已經(jīng)變了，意義已不一樣。我看，過百把年以后，對我們這些都不懂了。這或許就是‘詩無達詁’的意思吧！”
從“詩有達詁”到“詩不宜注”，毛澤東都是把詩當作“嚴肅的東西”。審美當然是有一定主觀性的，即同一件作品不同人欣賞都會有不同的看法，所謂一千個讀者便會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但是尊重讀者的主觀性可不要忽視詩人的主觀性。毛澤東講過，“讀詩詞時，要了解詩人當時的身份、地位，寫詩的歷史背景。從文字的表面看他所指的含義，不了解詩人的本意，也就不曉得詩的價值，那還有什么意思呢”？
詩人的每一篇詩詞都會有自己“確鑿”的創(chuàng)作意圖，包括創(chuàng)作動機、創(chuàng)作主題、創(chuàng)作目標。莎士比亞心中的哈姆雷特只有一個，創(chuàng)作者自然希望一千個讀者都能讀懂他心目中的那個哈姆雷特。毛澤東提出“詩有達詁”，反映了創(chuàng)作者們普遍的心理期待，希望在詩人、詩作、讀者之間建立一種符合邏輯的審美聯(lián)系。
“詩有達詁”，這“達詁”便在詩人的心里；“詩不宜注”，因為他人的注釋只是他人的理解，而往往背離作者的初衷，甚至風馬牛不相及。
當然，從某種意義上說，在詩詞鑒賞中，“詩無達詁”可能是一個更為普遍的存在，因為詩詞一旦發(fā)表，便不再僅僅屬于詩人自己，而屬于所有讀者和全社會。別人怎么理解、怎么解釋，怎么揣度詩人創(chuàng)作時的心境，那就與詩人無關(guān)了。毛澤東在同他的老同學、也是多年的詩友周世釗的一次談話中也說過：“在對某一首詩的理解和解釋，不必要求統(tǒng)一，事實上也不可能統(tǒng)一。對一首詩或詞的理解和解釋的問題上，往往會出現(xiàn)理解和解釋的人的水平超出原作者水平的情況，這是不足為奇的。”
“為詩不易”“詩貴改”
讀到幾段毛澤東關(guān)于改詩的談話。1949年5月1日，毛澤東到頤和園看望住在那里的柳亞子先生。談起詩詞，柳亞子說，最近拜讀了主席的一些詩詞，“真是痛快。主席的詩詞氣魄大、意境廣，不僅通俗易懂，而且寓意深長?。 泵珴蓶|說：“過譽了嘛！我寫的詞也是改了又改，遠做不到七步成詩哩！”
毛澤東曾說，詩貴改，不但自己改，還請人家改。一時改不了，放一段時間，看了，想了，再改就可以改得好一些。這就是推敲的好處。
1963年冬，毛澤東會見來訪的莫桑比克解放陣線外事兼組織書記、詩人桑托斯，談到寫詩的方法時說：“寫文章和寫詩不經(jīng)過修改是很少的。為什么要修改，甚至還要從頭寫？就是因為文字不正確，或者思想好，但文字表達不好，要經(jīng)過修改。你寫過不要修改的詩嗎？我要修改。有時，還要征求別人的意見，別人有不同意見，我就要想一想。”
幾段談話，道出了毛澤東關(guān)于寫詩的方法論，當然也是他切身的體會和經(jīng)驗。
毛澤東多次講過，“為詩不易”。1959年9月7日，為征求郭沫若對《七律·到韶山》和《七律·登廬山》兩首詩的意見，他致信胡喬木說：“詩難，不易寫，經(jīng)歷者如魚飲水，冷暖自知，不足為外人道也?！彼谄疯b屈原的辭賦人生時感嘆：“屈原喝的是一杯苦酒，也是為真理服務(wù)的甜酒，詩歌像其它創(chuàng)作一樣，是一種精神創(chuàng)造?！?/span>
他在同衛(wèi)士李銀橋談起寫詩時曾說：“寫詩是件費腦子的事，尤其是舊體詩詞更不容易掌握，又是平仄格律，又是韻腳對仗，還不得犯孤平，掌握了這些還要講究詩意和詩的境界，很難哩！”
因其難，因其不易，就需要改，需要“推敲”，“改了又改”，還需要“征求別人的意見”?！睹珴蓶|年譜》中多有毛澤東向“詩友”征求詩詞修改意見的記載，其用詞之懇切令人感慨，如“請予痛改”“請費心斟酌，賜教為盼”“看有什么毛病沒有，加以筆削，是為至要”等。
1962年5月號《人民文學》要發(fā)表毛澤東《詞六首》，毛澤東幾次與詩人臧克家、陳白塵通信，希望他們“斟酌修改”。對臧克家做了幾處修改致信感謝，“你細心給我修改的幾處，改得好，完全同意”。而對陳白塵未能修改則有點埋怨：“你為何不給我認真地修改一次呢？”而只要是他人對其詩詞提出意見，毛澤東都會認真對待，有益的便照單全收。1964年《毛主席詩詞》出版，他專門安排座談會征求意見，臧克家提了23條意見，有13條被采納。
即便是素不相識的人對他的詩詞提出意見，毛澤東也虛心聽取。1952年，一位大學老師致信毛澤東，建議將《七律·長征》“金沙浪拍云崖暖”中的“浪”字改為“水”，以避免同一詩中“浪”字的重復，毛澤東欣然接受并回信致謝。還有大學生、小學校長等普通讀者對他的詩詞提出過修改意見，毛澤東都認真采納。這不禁讓我們想起白居易每有新詩都要請鄰居老太太提意見的傳說，以及賈島將“僧推月下門”改為“僧敲月下門”的故事。真是“好詩不厭百回改”“一詩千改始心安”??！
毛澤東虛心求教他人為自己改詩，有時也為他人改詩。他為陳毅和胡喬木改詩，可謂是詩壇佳話。
1964年12月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期間，毛澤東問陳毅，最近怎么看不到你寫的詩發(fā)表呢？陳毅見毛澤東如此關(guān)注自己的詩作，便回答，一年來他出訪了不少國家，隨手寫了十幾首詩，改好后想呈送主席大筆斧正，不知行不行？毛澤東欣然允諾。很快陳毅選了七首，加題目《六國之行》，呈送毛澤東。1965年7月21日毛澤東復信陳毅，謙稱“你叫我改詩，我不能改。因我對五言律，從來沒有學習過”，但他還是對《六國之行》的第一首作了較大修改，并加了題目《西行》：
萬里西行急，乘風御太空。
不因鵬翼展，哪得鳥途通。
海釀千鐘酒，山裁萬仞蔥。
風雷驅(qū)大地，是處有親朋。
陳毅之子陳昊蘇說：“此詩中間兩聯(lián)是毛主席的神來之筆?！?/span>
1965年，胡喬木請求毛澤東修改他寫的二十七首詞，毛澤東前后兩次作了認真細致的修改，從遣詞、煉句，到內(nèi)容取舍，修改、建議、批注多達二十多處，有的詩句是脫胎換骨的修改。
仔細閱讀毛澤東對胡喬木詞的修改稿，仿佛是嚴謹?shù)睦蠋熢诮o學生批改作文。日理萬機的黨和國家領(lǐng)袖對部下詩詞的修改如此勞神費心，委實令人感動。胡喬木曾著文說：自己的詩詞“是在毛澤東同志的鼓勵和支持下寫出來，經(jīng)過他再三悉心修改后發(fā)表的。我對毛澤東同志的感激，難以言表。經(jīng)他改過的句子和單詞，確實像鐵被點化成了金……”前些年，坊間有人說毛澤東的《沁園春·雪》出自胡喬木之手?？戳嗣珴蓶|對胡喬木詞作的修改，便知這造謠者的無知可笑，純屬無稽之談??！
對待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一樣，毛澤東對待古典詩詞也是一種禮敬崇尚、謙恭虛己的態(tài)度。他多次謙稱自己“于詩文一竅不通”，是“外行”“業(yè)余”，所寫詩“詩味不多，沒有什么特色”“沒有一首是我自己滿意的”。他還說：“董老的詩醇厚謹嚴，陳毅的詩豪放奔騰，有的地方像我……葉劍英的詩酣醇勁爽、形象親切、律對精嚴，他們都值得我學習。”
1960年7月19日，毛澤東審閱周揚在文代會上的報告稿，看到里面有一段對他詩詞的評價，當即致信周揚，“對我的詩詞那一段頌揚，不適當，請刪掉”。在他眼里，詩詞是一種神圣而高尚的存在，寫詩作詞是不可以隨隨便便、敷衍潦草的，需要字斟句酌、反復推敲，需要千錘百煉、精雕細琢，因而也便有了“為詩不易”“詩貴改”的深切體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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